【何以中国】环球网评：推动文化繁荣 激扬自信力量

[26] 田纪云：《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一九九九年三月九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2页。

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变迁中会折射出这种价值冲突，引发解释论上的多种可能。当下宪法学界也积极地为解释1982年宪法做教义学上的储备，以便构建分析模型，建立统一的解释标准。

保障人权和权力监督与制约原则在1982年宪法的确立，标志着主要通过法律限制公权力，保障人民权益逐渐成为1982年宪法的目标，限权式人民主权在一定程度上成立。[11]马克思也强调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冲突，始终排斥法官独立审判的可能。[31]在这种分析模式中，审判独立相对性被视为客观规律，只重视该规律对主体——人的决定作用，而人的主观能动性被忽略。我国正式的宪法解释机制未能有效运作，已有的学理上的宪法解释与宪法现实也不符，这就需要在文字不变的情况下予以重新解释。

前文所述的两层级分析模式较为粗放，只对排除干涉以主体为标准的规范作文义解读，无法胜任对如此多的主体行为的合宪性做精细化分析，难以理清、权衡交织在同类问题中的不同价值冲突。综上，各种主体对法院审判的干预是对审判独立的限制，这些干预行为必须符合形式和实质要件，就是对审判独立限制的限制（或称审判独立受限的合宪性），它们共同构成了审判独立边界的两阶层意涵。而在体系方面，本条款位于《宪法》总纲，着重强调了社会保障的制度与政策属性，以削弱宪法中社会权的基本权利属性，为学界进一步在原则模式下推动社会权的方针条款化奠定了基础。

（三）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的紧张关系 在现行宪法中，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由社会主义原则与法治国家原则共同作用所确立的国家目标。综合而言，由于社会公共性与个人主体性、防止个人自由滥用与防止国家权力滥用，以及个人的实质自由与形式自由保障等方面的紧张关系，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在现行宪法中的确存在着紧张关系，在本质上直指平等与自由社会与市场乃至公与私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本质与法治国家的个人自由底色共同塑造了这一宪法概念的内在张力，对于两者紧张程度的不同理解或将对我国共同富裕法治建设的基本方向造成根本影响。关于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首先，从文义上看，现行宪法中的社会主义一词并非我国所固有，而是一个德国概念，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摘要: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它的法治保障应以《宪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宪法基础。[23]显而易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提出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重要背景。

另一方面，它摆脱了专制国家以君主意志为转移的特征，将客观法而非专断意志作为国家目的的基本实现途径。[8]德国社会法学家察赫（Hans Zacher）教授曾就社会主义的词源进行考察，指出它由社会词根social/sozial发展而来，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代表了对不合理的不平等生活条件的批判，以及将这种不平等向更平等的方向的修正。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导下，我国共同富裕的法治建设应当从以下五方面展开： 第一，在前提方面，应当明确个人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主体责任，通过完善对于个人自由与财产的安全保障，为个人自主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提供有利条件，以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推动共同富裕向高水平的方向发展。[18] Vgl. v. Mangolds/Klein/Stark, Grundgesetz Kommentar, Bd.2, C. H. Beck,7. Aufl.,2018, S.103. [19] Vgl. Robertvon Mohl, Das staatsrecht des kǒnigreiches Württemberg, Bd.1, Tübingen,1829, S.6f. [20] Carl Schmitt, Verfassungslehre,11 Aufl., Duncker Humblot,2017, S.129. [21] Ernst-Wolfgang B?ckenf?rde (Fn.8), S.68. [22] Takada Bin, Rechtsstaat und Rechtsstaatsdenken im japanisch-deutschen Vergleich, Mohr Siebeck,2019, S.76. [23]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求是》1997年第18期。

（一）社会国与法治国之融贯性的学术梳理 二战后，为了弭平战争给德国的经济社会所带来的重创，扶助社会弱者、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成为战后初期德国的重要任务。一方面，它摆脱了神权国家对于信仰的狂热与理性的压制，将个人在世俗中的自由生活作为国家秩序的出发点与落脚点。[27]2004年人权条款的入宪与私有财产权的修改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与之相对，完全融贯说则没有意识到社会权的特殊性。

[47]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版。[7] 前引[5]，雷磊书，第45页。

[14] 所谓法治国家，顾名思义，即构筑在法律基础之上的国家[14]参见闵钐编：《中国检察史资料选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507页、第511页、第513页。

（二）认真实施《共同纲领》 根据当时检察机关的职权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体国民之严格遵守法律，负最高的检察责任。二、《共同纲领》的人民司法理念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13]参见闵钐编：《中国检察史资料选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507页、第511页、第513页。建议制定检察机关处理冲突规范的具体程序，使有可能违宪的规范得到有效控制。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决定了维护法制统一是其首要职责。这种主动找问题，及时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的做法是当时检察机关的工作特色，赢得了民众的信任。

[11]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3页。《宪法大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宪法大纲》制定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

同年10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委员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因此，人民司法者必须走群众路线。

关键词:  共同纲领 人民司法 检察制度 宪法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中，人民检察制度自创立至发展已走过90年。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检察科承担部分检察职能，与此后设立的军事检察所和最高法院、各级裁判部内设的检察机构，共同组成了苏区检察机构体系。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宪法大纲》），同时颁布了《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宪法居于基础性、根本性、前瞻性与战略性的地位，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正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10] 1950年11月，周恩来总理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全面部署全国的法制建设工作，并作出五点指示，特别强调：七八月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曾经讨论了目前各地有关人民司法工作的一些主要问题，对人民司法的政策观点、工作方针与工作任务，已获得了初步的统一的结论。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集中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中国特色与经验。

注释: [1]王桂五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同年12月20日，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

[9]针对一些人认为司法工作没有意义，他把司法工作与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指出，我们说司法工作的前途与国家的前途是一致的，人民司法工作的前途是很好的，如果司法工作没有前途，那么国家也就没有前途了。为加强人民司法工作，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坚强干部作为骨干。

[8]他强调，司法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要对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给以适当的配合。人民司法的基本精神，是要把马、恩、列、斯的观点和毛泽东思想贯彻到司法工作中去。

另一方面明确了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专门性与权威性，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对执法司法活动进行制约。[4]董必武：《要重视司法工作》，载《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年工作计划纲要》，明确1950年检察机关的首要工作是建立各级检察机构。可以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第一年，为我国人民检察制度的初创时期。

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共同纲领 人民司法 检察制度 。为了落实《共同纲领》确定的人民司法原则，1950年7月26日至8月11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最高人民检察署、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和法制委员会联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创建新中国人民检察制度奠定了宪法基础，同时为1954年宪法规定检察组织体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该条例第一条规定：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到区执行委员会，及城市苏维埃，应当有工农检察部或科的组织，为各级政府的行政机关的一部分。

《共同纲领》下的检察机关是保障国家法律得以严格遵守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也是独立于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之外的国家机关，从而确立了检察机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系中的十分重要的地位。[12]从文本看，《共同纲领》第十七条对司法制度的规定发挥总体原则的作用，而第七条、第五条、第十八条与第二十七条的实施中检察机关担负着重要职责，为代表国家公益，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提供法律保障。